1993年，继承了女人60亿遗产的男人李春平配资行业排名，终于吐露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：“她比我大40岁，晚上睡在我旁边，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！”
1978年秋天，在北京饭店的咖啡厅，那时候的李春平，每天都坐在同一个座位上，点一杯最便宜的咖啡，一坐就是一下午，他脚上那双厚底皮鞋是跟人借的，身上时髦的喇叭裤也是求邻居大妈帮忙改的。
他有前科，没工作，连家都回不去，混进这个地方找找门路，已经是他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了。
就在他快要撑不下去，打算放弃的那天，一个外国老太太在他对面坐下了，老太太头发花白，一举一动都透着老照片里那种旧式的优雅。
李春平的心怦怦直跳，他走过去，用私下里练了上百遍、但还是磕磕巴巴的英语问了一句：“您能带我走吗？”
话刚说出口，他就觉得自己蠢透了。
老太太抬起头，仔仔细细地打量着他年轻的脸，过了好久，久到李春平恨不得当场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她才开口说：“可以。但你要和我结婚。”
他没有别的选择，“劳教释放人员”这个标签像刻在脸上，父亲那句“别连累你妹妹”也刻在了他心里。
他把老太太带回了甘家口八号院那间只有九平米的小屋，屋里最显眼的是他和前女友的合影，照片里的女孩笑得特别甜，老太太看了看照片，又看了看漏风的窗户，什么也没说。
去美国之前，前女友在机场塞给他一只自己织的手套，他一路上都没敢拿出来看。
美国生活的开头，是唐人街油腻腻的洗碗池，老太太住在郊区的老房子里，客客气气地跟他说，生活费得各付各的，李春平在热水和油污里洗了八个月的盘子，手都洗脱皮了。
他不知道的是，这八个月里，一直有人在远处盯着他，第八个月零三天，三辆黑色轿车来接他，开过长长的山路，最后停在一座城堡前面，管家推开厚重的木门，水晶吊灯的光芒哗的一下倾泻下来，大理石地面亮得能照出人影。
那天晚上，他躺在四柱床上，一宿没合眼。
好日子是有代价的，老太太的脾气阴晴不定，有时候让他读诗读到半夜，有时候因为咖啡稍微烫了一点就直接摔杯子，李春平学会了保持沉默，在空荡荡的城堡里，连沉默都好像带着回声。
在第四年，老太太查出了乳腺癌，那个会摔杯子的女人，在病床上缩成了小小的一团，李春平没有离开，他学会了打针、换药，在她化疗之后轻轻地帮她拍背。
一天深夜，她疼得厉害，突然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了一句：“谢谢。”李春平第一次觉得，这个比自己母亲年纪还大的女人，原来这么脆弱。
他们在病床前结了婚，没有宾客，只有窗外的雪，两个月后，她在睡梦中去世了，留给他一份遗嘱，里面的内容连律师看了都傻眼。
遗产官司打了两年，最后李春平对老太太的家人说：“房子都留给你们吧。”他带着自己能带走的东西，回了国。
九十年代初的北京，正被“万元户”这个新词炒得火热，而李春平直接买下了华侨村的整整一层楼，那个镀金的马桶盖成了全北京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他买了三辆劳斯莱斯，身边随时围着四十多号人，别人问他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人，他就笑笑说：“热闹。”
他是真的喜欢热闹，在澳门，一晚上输掉上亿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在北京，有人上门求助，他直接成捆成捆地给现金。
他做慈善的方式也很“李春平”，不搞什么基金会，也不签复杂的协议，现金直接用袋子装，二十多年里，捐了六个多亿，平均下来一天就要捐出去七万。
2016年，那套豪宅里，李春平已经认不出什么人了，老年痴呆症像一块橡皮，正把他脑子里的记忆一点点擦掉。
身边突然冒出不少自称“工作人员”和“干儿子”的人，他被领着在各种文件上按手印。
最冷的那天，他被带到房产交易中心门口，穿着单衣在寒风里等了整整两个小时，他呆呆地看着周围一张张陌生的脸，突然用英语说：“我想喝杯咖啡。”
那个穿着借来的喇叭裤的年轻人，用一辈子喝下了一杯太浓的咖啡，城堡、劳斯莱斯、拍卖会上的锤子声，都是真的。
可当财富的潮水退去，沙滩上留下的，还是那个站在九平米房间里、不知道明天在哪儿的年轻人的影子，他得到了一切，又好像什么都没真正拥有过。
当拍卖锤落下配资行业排名，当感谢信堆成山，当筹码被推倒又垒起来，那个在北京饭店局促地搅拌咖啡的年轻人，始终没从那张椅子上站起来，走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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